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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區《韓詩》遺說的保存與傳播

時間:2019-06-18 13:25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日本地區《韓詩》遺說的保存與傳播的文章,《韓詩》的這一歷史地位, 為我們作“積分”層面的探討制造了困境。雖然如此, 這些日籍所載《韓詩》遺說的發現, 無疑會為我國的《韓詩》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注入新的活力, 使我們有幸領略清輯本之外的海闊天空。

  摘    要: 由西漢學者韓嬰開創的《韓詩》學派是漢代官方《詩》學的重要流派之一, 但多數著作已亡佚, 僅有部分佚文借助中土古籍的征引而得以保留。清人對這部分材料, 已作了較為完善的輯錄。但是, 日本有不少以漢文撰寫的古文獻也曾載錄了部分《韓詩》佚文, 其中多有未見于中土者, 據此可對清人輯本進行訂補。同時, 結合相關文獻與史料記載, 可對《韓詩》遺說在日本的傳播情況做出分析。可見保留在日本古籍中的《韓詩》遺說具有文獻學和傳播學的雙重價值, 值得介紹與研究。

  關鍵詞: 《韓詩》; 輯佚; 傳播; 《詩經》文獻學;

  Abstract: Han Shih w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genre which taught Book of Songs in Han Dynasty.However, most of its works have been lost. Scholars from Qing Dynasty have collected its scattered lost texts from ancient books. Meanwhile, some Japanese classics have also recorded some lost texts of Han Shih unnoticed by Chinese scholars, which could supplement former collected editions. It is possible to analyz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lost texts of Han Shih in Japan via the related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bviously, these texts are valuable in both philology and dissemination study.

  Keyword: Han Shih; dissemination; supplement; collation of Book of Songs;

  一、引言

  后漢史家班固 (32-92) 在《漢書·藝文志》中對漢代《詩經》學的興起作了言約義賅的介紹:“漢興, 魯申公為《詩》訓故, 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1] (P2915) 此即漢代立于官學的《魯詩》《齊詩》《韓詩》。但“《齊詩》魏代已亡, 《魯詩》亡于西晉”;[2] (P918) 《韓詩》則“亡于政和、建炎間”, [3] (P135) 亦即兩宋之交。《韓詩》學派著述眾多, 釋經體系完備, [4] (P50-57) 可惜除了《韓詩外傳》傳至今日, 余者皆已亡佚, 成為《韓詩》佚著, 其佚文即為《韓詩》遺說。清代學者曾爬梳載籍, 對《韓詩》佚著進行輯錄, 而以清季王先謙 (1842-1918) 《詩三家義集疏》為總結性著作。但由于清儒無緣獲睹日本文獻, 故對其載錄的《韓詩》遺說所知較少, 這為清輯《韓詩》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缺憾。

  近年學界在日本《詩經》學研究中多有進展。通史方面, 有王曉平《日本詩經學史》和張文朝《日本における詩經學史》;文獻學與傳播學方面, 有王曉平《日本詩經文獻學研究》和張永平《日本詩經傳播史》。這些研究為我們深入探討日本《詩經》學提供了扎實的基礎。[5]但上述論著多以日本《毛詩》學為中心, 涉及《韓詩》處百不一見。而事實上, 《韓詩》著作在日本有著連綿不絕的流傳:《韓詩外傳》很早便傳入日本, 藤原佐世 (847-898) 撰于公元891年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已對其進行著錄。[6] (P42) 《韓詩》諸佚著也在奈良、平安及鐮倉時代的若干古籍中有所保留, 其保存與傳播過程均較為復雜, 無法“一言以蔽之”, 故撰此文, 聊充竹頭木屑之用。

  二、《韓詩》遺說在日本的保存

  由新美寬 (1905-1945) 初編、鈴木隆一增補而成的《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曾對日本文獻所載《韓詩》佚著進行了較為完備的輯錄, [7] (P11-22) 其中多有中土輯本所未見者, 彌足珍貴。本節結合相關資料, 對其中9種稀見典籍進行簡述, 并校錄其所載《韓詩》遺說20則, 凡清人輯本未收錄者, 均加下劃線, 以便為此后重輯《韓詩》遺說提供參考。對于須另加說明的佚文, 則以按語的形式進行考訂。

 漢 初 燕 人 韓嬰 所傳授的《詩經》

  (一) 《天地瑞祥志》

  《天地瑞祥志》由新羅人薩守真撰于公元666年。書原二十卷, 現僅存卷一、七、十二、十四、十六至二十。該書保留了許多與天文相關的先唐文獻, 共載《韓詩》遺說一則。

  【佚文1】《韓詩》曰:“少麹多迷曰醴。”[8] (P380) (卷十六“醴泉”條)

  按:“迷”字誤, 應作“米”。《漢書·楚元王傳》記元王“常為穆生設醴”, 顏師古 (581-645) 注:“醴, 甘酒也。少麹多米, 一宿而熟, 不齊之。”[9] (P1923-1924) “麹”乃用于發酵的酒麹, “米”乃糯米, 二者均為制酒之必需品。另, 此注系薩守真節引, 其全貌見下輯【佚文11】。

  (二) 《秘府略》

  《秘府略》為滋野貞主 (785-852) 奉敕所編的大型類書, 撰于淳和天皇天長八年 (831) 。原書本一千卷, 今僅存平安時代中期寫本二卷 (卷八六四、八六八) , 然征引典籍已超過二百種, 故山田孝雄 (1873-1958) 贊其為“本邦空前的大著”。[10] (P199-205) 該書卷八六四引《韓詩》遺說兩則, 內容完全相同, 茲合并著錄。

  【佚文2、3】《韓詩》曰:“《黍離》, 百邦作也。彼黍離離, 彼稷之苗。”薛君注曰:“詩人求己兄不得, 憂不識物。視彼黍, 乃以為稷也。”[11] (P3、5) (卷八六四“黍”字條、“稷”字條)

  按:“百邦”當作“伯封”。曹植 (192-232) 《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用后妻之讒, 而殺孝子伯奇, 其弟伯封求而不得, 作《黍離》之詩。”[12] (P453-454) 此即伯封作《黍離》之原始。《太平御覽》卷四六九引《韓詩》曰:“《黍離》, 伯封作也。”[13] (P2155) 則不誤。

  (三) 《令集解》

  《令集解》是惟宗直本于公元860年左右為《養老令》所撰寫的注解, 本五十卷, 現存約三十五卷。該書征引典籍一百二十余種, 包括日本律令著作《令釋》《跡記》。這兩部書征引了五則《韓詩》遺說, 皆不見于清人輯本。

  【佚文4、5】《韓詩》:“至于海邦。”邦, 界也。又曰:“匡邦厥福。”邦, 大也。[14] (P37) (卷二《職員令》引《跡記》)

  按:此條材料分涉二詩:“邦, 界也”釋《魯頌·閟宮》, “邦, 大也”釋《商頌·殷武》, 故本文視為兩則《韓詩》遺說。

  【佚文6、7】《韓詩》:“聰, 明也。察也。”[14] (P394) (卷十五《學令》引《令釋》)

  按:此條材料分涉二詩:“聰, 明也”當系《王風·兔爰》之遺說, “ (聰, ) 察也”當系《小雅·祈父》之遺說。此二訓亦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四“聰睿”條。[15] (P1986)

  【佚文8】《韓詩》:“跡, 理也。”[14] (P415) (卷十六《選敘令》引《令釋》)

  (四) 《三教旨歸注》

  《三教旨歸》三卷, 通過比較儒、道、佛三教, 以彰顯佛教的優越性, 舊題日僧空海 (774-835, 即遍照金剛) 撰。[16] (P26) 但據河內昭圓考證, 《三教旨歸》當是“成書于十世紀中葉的偽撰之作, 撰者未明”。[17] (P137) 注者覺明, 生卒年不詳, 活動于平安末期 (1192年前后) 。對于覺明注的相關情況, 山本秀人有詳細考證, [18] (P22-50) 可參看。覺明注凡引《韓詩》遺說一則, 清人輯本已收錄。

  【佚文9】《韓詩》云:鸤鸮, 鸋鴂, 鳥名。鸤鸮所以愛憐養其子者, 謂堅固其寓;病之者, 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林巢, 反敷葦苕。風至, 苕折巢覆, 有子則死, 有卵則破, 是其病也。[19] (第4冊, P45) (卷中)

  按:《文選·檄吳將校》李善注亦引此條, 然“鸤鸮”作“鴟鸮”。[20] (P832) 此系《豳風·鴟鸮》之遺說, 故應以作“鴟鸮”者為是。

  (五) 《年中行事抄》

  《年中行事抄》著重介紹朝廷每月的活動、儀式, 乃一部歲時之書, 著者不詳。劉曉峰據書中曾有日本建保二年 (1214) 宣旨之文, 定“其成書當在1214年后”, [21] (P164) 大致可從。該書凡引《韓詩》遺說兩則, 其中一則見于清人輯本。

  【佚文10】《韓詩》曰:鄭國之俗, 三月上巳, 之溱、洧兩水之上, 招魂續魄, 秉蘭草祓除不祥。[22] (P284) (卷三)

  按:該遺說實為《韓詩章句》之文, 見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三。[23] (P146) 日藏蕭吉《五行大義》卷三亦載此文, 然字句略有不同, 足資校勘異文之用:“《韓詩》云:溱、洧有二水, 三月上巳, 鄭國常于此水上, 招魂續魄。”[24] (P115)

  【佚文11】《韓詩》:“且以酌醴。”天子飲酒曰酌醴也, 甜而不濟, 少麹多米。[22] (P307) (卷六)

  按:新美寬將此條來源誤注為《年中行事秘抄》, [7] (P20) “秘”字衍。

  (六) 《凈土三部經音義集》

  《凈土三部經音義集》四卷, 日僧信瑞撰。卷首有作者撰于四條天皇嘉禎二年 (1236) 的自序, 可知書撰成于此年。此書為信瑞解讀凈土宗三部核心元典 (《大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 所載名詞、難字、佛典的音義之書, 征引古籍近三百種, 是輯佚古書的重要源流。該書共引《韓詩》遺說一則, 未見于清人輯本。

  【佚文12】《韓詩》: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25] (P260) (卷二)

  按:新美寬誤將此條佚文之出處標為《凈土三部經音義》。[7] (P16) 《凈土三部經音義》乃日僧珠光所撰, 筆者曾遍查該書, 并未發現《韓詩》遺說。

  (七) 《塵袋》 (佚文1則)

  《塵袋》十一卷, 著者不詳。成書于文永末年至弘安四年 (1274-1281) , 是一部用問答體結撰而成的片假名類書, 廣引和漢故事與詞語訓詁, 介紹與生活相關的各類知識, 凡621條。此書共載《韓詩》遺說一則, 已被清人輯本收錄。

  【佚文13】《韓詩》曰:“沉者曰蘋, 浮者曰藻。”[26] (P194) (卷三“蘋藻”條)

  (八) 《年中行事秘抄》 (佚文2則)

  《年中行事秘抄》著者不詳, 其性質與《年中行事抄》相同, 通過征引中國書籍及日本古記, 來說明儀式的意義、起源、先例故事等。書后附藤原長光所作尾記, 有“永仁之比, 被書始之處”之語, [27] (P534) 可知此書成于伏見天皇永仁年間 (1293-1299) 。

  【佚文14】《韓詩》云:“溱與洧, 方洹洹兮。士與女, 方秉簡兮。”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 所以招魂續魄, 祓除歲穢。”[27] (P481) (卷三)

  按:原文于“祓除歲穢”后尚有“昔秦昭王以三月上巳置酒, 是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劍”二句, 新美寬一并錄入, 視之為《韓詩》之文。按此實為梁人吳均 (469-520) 《續齊諧記》之語:“秦昭王三月上巳, 置酒河曲, 見金人自河而出, 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 乃因此處立為曲水。”[28] (P1007) 新美氏不查, 遂誤《續齊諧記》為《韓詩》。

  【佚文15】《韓詩章句》云:“溱與洧, 方渙渙兮。”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 鄭國俗:三月上巳日, 此兩水上, 招魂續魄, 祓除不祥。[27] (P481) (卷三)

  (九) 《和漢年號字抄》 (佚文5則)

  《和漢年號字抄》三卷, 菅原為長 (1158-1246) 撰。此書將和漢年號中所用的174字按意義分為13類, 每類中均附載中日古籍中與這些年號相關的訓詁材料, 共征引五則《韓詩》遺說, 皆不見于清人輯本。此書“傳本為前田育徳會尊經閣文庫所藏的文明十一年 (1479) 寫本, 其轉寫本為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所藏”, [29] (P41) 因該寫本極為難見, 故筆者尚無緣寓目。對于其所載《韓詩》遺說, 暫從新美寬《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轉引:

  【佚文16】《韓詩》:鴻, 大蝦也。[7] (P12)

  【佚文17】《韓詩》:眼之間曰清也。[7] (P13)

  【佚文18】《韓詩》:“他人是保。”保, 有也。[7] (P14)

  【佚文19】《韓詩》:“椒聊之實, 繁廣盈升。”一手曰升。[7] (P14)

  【佚文20】《韓詩》:紹, 取也。[7] (P18)

  以上9種日本古籍提供了20條《韓詩》遺說, 通過比對清儒輯本, 可發現全文失收者12條, 部分內容失收者1條。換言之, 日本文獻所載錄的《韓詩》遺說, 有13條內容可對清人輯本進行訂補, 有效者近70%, 其文獻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文獻互補現象的背后, 實際隱藏著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新西蘭學者費希爾 (S.R.Fischer) 曾將漢語視為“東亞的‘拉丁語’, 對所有的文化產生了啟迪”, [30] (P93) 日本學者身處以漢語為中心的語境之中, 自然也接受了“啟迪”。但我們絕對不能將這種“啟迪”理解為單向的施惠、受惠關系, 恰恰相反, 這種“啟迪”是雙向的, 互動的。日本文獻迻寫《韓詩》遺說之初, 固然深受中國學術之“啟迪”, 但在《韓詩》多數著作亡佚已久的今天, 日本文獻所載《韓詩》又成功地反哺了中國學界, 給我們以重要的“啟迪”。

  三、《韓詩》遺說在日本的傳播

  如上所述, 日本古籍所載《韓詩》佚文多數為中土所未有, 可對清人輯本進行有效的補遺。現在我們要追問的是, 這批佚文的來源是什么?很顯然, 這已牽涉到了《韓詩》佚著在日本的傳播情況。在這一問題上, 載錄《韓詩》遺說的中土書籍毫無疑問扮演著根源性的角色。當其傳入日本后, 逐漸引起部分學者的注意及征引, 這些學者編纂的著作便與中土書籍共同展現為文本族譜。在這一族譜中, 中土書籍是首要文本源, 上論九書則因轉錄首要文本源而成為次級文本源。

  (一) 日籍所載《韓詩》遺說的首要文本源:中國類書、字書、注書、佚書

  粵若稽古, 最早對該族譜的首要文本源進行探討的是扶桑訪古的先驅羅振玉 (1866-1940) 。羅氏在內藤湖南 (1866-1934) 的介紹之下, 得知《秘府略》殘卷之遺蹤, 遂影入《吉古庵叢書》, 并在跋文中就《秘府略》的文本源進行了推測:“殆依據《修文御覽》等諸書為之, 在《太平御覽》之前, 故卷中征引佚書甚多。”[31] (P7237) 很明顯, 羅氏將《秘府略》的文本源指向了中土北齊古類書《修文殿御覽》。這一看法正確與否, 是另外一個問題, 此處無法詳細展開。但羅氏的推測為我們思考該文本族譜的源頭問題提供了極大的啟發。因為這些內容提示我們, 盡管《秘府略》“征引佚書甚多”, 但實系轉引自前代類書, 而非徑據日藏漢籍編成。據此, 盡管有眾多佚書出現在《秘府略》中, 我們卻無法認定這批佚書均曾傳入日本, 《韓詩》佚著當然也不例外。而實際上, 上述判斷恰好反映出中國類書是日本文獻抄錄《韓詩》遺說的首要文本源之一。

  類書之外, 還應考慮在內的文本源是字書。如顧野王《玉篇》所載豐富的《韓詩》遺說在國內各本中刊落殆盡, 但在日本得到了部分保留, 進而成為《韓詩》在日傳播的文本源。平安時代后期《香字抄》引《玉篇》:“《韓詩》:‘馥芬孝祀。’馥, 香貌也。”[32] (P13) 便是日本文獻利用原本《玉篇》之證。與字書性質相近的音義書也值得注意, 尤其是載錄了豐富《韓詩》遺說的陸德明《毛詩音義》, 在平安時代前期即引起相當的重視, 日本金澤文庫藏唐寫本《毛詩·唐風》殘卷引此書已達223處之多, [33] (P106) 其對日本學界之影響毋庸置疑。就《韓詩》遺說而言, 無論上揭《塵袋》所載《韓詩》, 還是日僧源順 (911-983) 《倭名類聚抄》卷一“渚”字條引《韓詩》, [34] (P32) 均出自《毛詩音義》卷上。這些案例, 展現了該書在《韓詩》傳播方面的意義。

  此外, 中國古注書也是不可忽視的《韓詩》文本源。例如《文選》在日本不僅流傳著通行的李善注與五臣注, 還有雜抄眾多古注的《文選集注》, 周勛初先生已匯編為《唐鈔文選集注匯存》, [35]嘉惠學林。在這樣一種崇古情境下, 日本學者對于古注是極為重視的。覺明《三教旨歸注》曾多次征引《文選》李善注, 證明他對該書相當熟悉。其引《韓詩》之遺說即見于李善注, [20] (P832) 故頗疑此系轉引而來。再如上文介紹的《凈土三部經音義集》, 亦曾廣引《史記》三家注及《文選》李善注。從上述接受情況來看, 注書在日本古籍流布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確不容恝置。

  另外, 不少中土已佚而在日本卻流傳有緒的中國古佚書也在傳播《韓詩》佚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日人林述齋 (1768-1841) 《佚存叢書》與黎庶昌 (1837-1896) 《古逸叢書》曾在清季的中國文獻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其中所收書籍大多為僅存于日本的中國佚書。諸如杜臺卿《玉燭寶典》、蕭吉《五行大義》、慧琳《一切經音義》等, 在日本均有傳播與接受, 故其所載《韓詩》遺說亦往往先被彼邦學人發現利用。新美寬常從此類佚書中搜集材料, 便是最鮮明的證據。

  綜上, 日本文獻所載《韓詩》遺說的首要文本源主要為中國類書、字書 (音義書) 、注書和佚書, 這四者所載《韓詩》遺說成為日本文獻轉抄的對象, 為我們今天仍能睹其殘痕斷影提供了保障。但上揭《香字抄》據原本《玉篇》引《韓詩》之文不見今本《玉篇》的例子, 可以證實這四類首要文本源中有部分著述并未全部流傳至今 (部分亡佚者如原本《玉篇》, 全部亡佚者如《修文殿御覽》) 。這可以解釋何以本文輯錄了多條僅見一書的《韓詩》遺說 (如《令集解》《和漢年號字抄》) 。尋根究底, 系因其首要文本源已湮滅于歷史長河, 為我們續加探賾蒙上了難以揭去的面紗, 今天的讀者只能憑借次要文本源呈現的斷壁頹垣來擬想源頭富麗堂皇的規模。但在此時, 文本族譜內部各要素已悄然發生了新變:首要文本源的截斷, 使次要文本源因載錄了獨一無二的《韓詩》遺說而身價倍增, 遞補為我們今天重輯《韓詩》的新的首要文本源。

  (二) 《韓詩》遺說在日本的接受者與傳播者:天皇、公卿貴族、大學寮教官、大學生徒、僧侶

  載錄《韓詩》遺說的中土書籍東傳后, 其直接讀者便是日本的第一批接受者。同時, 當這些接受者對《韓詩》遺說加以轉抄, 形成次級文本源之后, 這些接受者便因其著作而成為《韓詩》遺說在日本的首批傳播者。很明顯, 在《韓詩》遺說初為日人所知之時, 接受者與傳播者系同一群體。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 這一群體大致包括天皇、公卿貴族、大學寮教官、大學生徒及僧侶。

  天皇與公卿貴族是身處皇權中心的階層。目前雖無材料能夠顯示該階層對《韓詩》的偏愛, 但他們制定與執行的一系列文化措施, 在客觀上往往能為《韓詩》在日傳播創造良好的環境。如淳和天皇 (786-840) 敕令滋野貞主編纂千卷《秘府略》, 便飽含著對中土典籍的崇尚。《韓詩》遺說作為儒家今文經學, 亦得廁身其中。《秘府略》今僅存兩卷, 便有征引《韓詩》遺說之例, 則散佚數百卷中載錄《韓詩》其他佚文者當不在少數, 惜乎完璧不傳, 現已無從對其具體情形進行鉤稽了。當然, 佚籍流布素為文獻學關注的問題。就傳播學而言, 其更應關注的是此時滋野貞主“東宮學士”的身份。毫無疑問, 這亦是圍繞在皇權周圍的顯職。就《秘府略》的編纂而言, 滋野貞主既是皇家意志的承受者, 又是其執行人, 所以可將《秘府略》視為天皇與公卿貴族合作的產物。該書雖非針對《韓詩》發起, 但由于涵攝面廣, 包羅萬象, 故《韓詩》遺說亦得以分一杯羹, 在類書編纂中占據一席。類似的情況還有上文提及的同樣載錄了《韓詩》遺說的《倭名類聚抄》。此書系源順應醍醐天皇 (885-930) 公主勤子內親王之命而編, 與《秘府略》同為皇權作用于書籍編纂的范例。這種借助皇權渠道而得以載錄傳播的情形, 在日本漢籍接受史中較為常見。如蕭吉的《五行大義》, 便因村上天皇 (926-967) 第七子具平親王 (964-1009) 所撰《弘決外典鈔》的載錄而引起了日本知識界的重視。[36] (P10-23) 《弘決外典鈔》所引漢籍繁復, 并非專為《五行大義》而設, 但這部出自皇家成員之手的著作仍為其摘錄的漢籍帶來了重要影響。此處再次彰顯了漢籍的傳布情況確與皇權階層的能動性有所關聯。

  大學寮教官與大學生徒則牽涉了皇權統攝下的中央官學階層。大學寮教官中的明經博士授課以“先讀經文, 通熟, 然后講義”為序, 次第井然, 不容躐等。所謂“先讀經文, 謂讀經音也”, [14] (P399) “讀經音”即“音讀” (くんどく) , 是明經博士傳授《毛詩》的首要環節。而陸德明《毛詩音義》則是專對《毛詩》進行釋音的著作, 故廣泛流行于日本, 成為明經博士使用的音讀教材。此時, 明經博士為使大學生徒熟稔《毛詩》音讀, 便須將《毛詩音義》詳細深入地介紹開來。而在這種授受過程中, 該書所載200余條《韓詩》異文遺說也自然而然地進入大學生徒的視野, 為他們提供了《毛傳》之外的漢儒《詩》訓。同時, 當大學生徒學有所成之后, 又可能成為大學寮教官, 從而完成了接受者向傳播者的身份轉變。官學階層作為知識人集團, 正是在學優則授的語境中, 將經典學術較為穩定地傳播下去, 一如杜牧 (803-852) 《注孫子序》的妙喻, 猶“丸之走盤, 橫斜圓直, 計于臨時, 不可盡知, 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不能出于盤也”。[37] (P152)

  在皇權與官學階層之外, 僧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第一部分介紹的《三教旨歸注》與《凈土三部經音義集》均出自禪僧之手, 即生動反映了該階層在《韓詩》遺說的接受與傳播環節所起的作用。但《韓詩》遺說輸入禪房, 是有深刻歷史淵源的。此二書均撰成于社會動蕩的鐮倉時代 (1192-1333) , 中莖謙 (1776-1866) 《寺子屋》謂其時“小兒識字, 不離佛門;學問之求, 亦在山林;求醫、問卜、尋書、購畫, 凡此種種, 均入禪林。故曰:諸藝皆成出家之業也”。[38] (P62-63) 有關此類現象的根源, 嚴耕望 (1916-1996) 先生在分析我國唐代士子讀書山林之風時已予以指出:“蓋政治社會安定, 公立學校發達, 士子群趨學官, 故私家教授衰替, 更無隱遁山林之必要。……其后學官日衰, 而士子讀書山林者卻日見眾多。”[39] (P234) 在社會原因之外, 寺廟的豐富藏書也為僧侶撰述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在戰亂頻仍之時, 覺明、信瑞等禪僧仍能征引部分《韓詩》遺說, 足證其身后具備較為充沛的文本資源。

  (三) 《韓詩》遺說在日本的傳播媒介:日藏漢籍、類書、字抄、律令

  《韓詩》遺說在日本的接受與傳播, 不僅需要接受者與傳播者的介入, 還需要依靠傳播媒介, 才能實現完整的傳播鏈。中土典籍作為《韓詩》遺說在日傳播的首要文本源, 其詳細情況已見上文, 此處不再贅述。在這一部分, 我們更加關注的是次級文本源, 亦即通過轉抄首要文本源而形成的各類著述。擇要而論, 可分為類書、字抄與律令三種。

  類書起源于中國, 傳入日本后逐漸引起了知識界的重視, 進而興起了編纂類書的風潮。由于日本類書取資于中國類書, 故后者載錄的《韓詩》遺說常在前者編纂過程中得到迻錄。這可以載錄《韓詩》遺說的兩部日本類書———《秘府略》《幼學指南抄》為證。前者的中土文本源已見上文, 茲不喋陳;后者則以唐代類書《初學記》為準, [40] (P1-20) 其卷三引錄的兩則《韓詩·溱洧》之遺說即轉引自《初學記》卷四[41] (P68-69) ———此書也直接為《和漢朗詠集私注》所引用的《韓詩》遺說提供了文本源。[42] (P89-207) 這些例子, 均可證實日本類書確從中國類書中迻錄了大量內容。當這一工作完成后, 這批日本類書便成為《韓詩》遺說的傳播媒介之一, 繼續以其博雅的內容在日本知識界發生效力。

  字抄是日本特有的編纂體例, 是從類書編纂中發展出的新體例。其所別于類書者, 在于類書涵攝的門類較為廣泛, 而字抄針對的往往是某一具體門類, 如《谷類抄》抄撮的均是與五谷相關的文獻, 《大般若經字抄》則是以《大般若經》為中心的字抄。換言之, 類書涉及領域較為廣博, 而字抄則較為專精, 但二者摘抄古籍所采用的“以類相從”的編纂方法則完全相同。字抄之所以能夠成為《韓詩》遺說的傳播媒介, 主要因為《韓詩》有部分遺說恰在字抄所關注的門類之內, 所以能夠成為字抄擷取的對象。如《香字抄》專抄與香相關的文獻資料, 而《韓詩》訓釋《小雅·楚茨》“馥芬孝祀”時恰有“馥, 香貌也”之文, 故得以抄入《香字抄》中。但很明顯, 字抄的專精限制了它對其他門類相關資料的關注, 故對于《韓詩》遺說的收錄遠不及類書豐富。

  《令集解》的多種古注 (如《令釋》《跡記》) 都征引過《韓詩》遺說, 可見律令類書籍也是《韓詩》遺說的傳播媒介之一。在這一類媒介中, 尚有其他撰述可作例證。如惟宗允亮所撰法律要典《政事要略》 (1002) 與《令集解》性質相近, 故日本學界有探討二者關系的成果。王曉平曾對《政事要略》所引《韓詩》遺說進行了整理, [43] (P275-276) 可參看。

  西嶋定生 (1919-1988) 曾將文化意義上的“東亞世界”的構成析分為四個方面:漢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44] (P88-92) 很顯然, 《韓詩》遺說在日本的傳播過程, 也始終伴隨著以上四要素的相互作用, 這一個案再次為西嶋的觀察提供了切實的依據。

  四、結語

  以上對《韓詩》遺說在日本的保存與傳播進行了力所能及的考論, 既輯錄了中土所未見的部分《韓詩》遺說, 也梳理了這些文本在日本知識界的傳播情況。不過正如宮崎市定 (1901-1995) 所指出的, “考證學應該只算是‘微分’ (Differential) , 而非‘積分’ (Integral) ”, [45] (P38) 本文的考證當然也存在這層局限。這除了筆者的淺見寡識之外, 還包含另一必須予以指出的實情:作為匿跡良久的詩學流派, 《韓詩》盡管在遺說保存方面遠勝《魯詩》《齊詩》, 但在日本《詩經》學的發展歷程中, 卻只能———也始終———扮演著邊緣性的角色。《韓詩》的這一歷史地位, 為我們作“積分”層面的探討制造了困境。雖然如此, 這些日籍所載《韓詩》遺說的發現, 無疑會為我國的《韓詩》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注入新的活力, 使我們有幸領略清輯本之外的海闊天空。宋儒張栻 (1133-1180) 曾有詩云:“便覺眼前生意滿, 東風吹水綠差差。”[46] (P528-529) 日籍中的《韓詩》為后續研究帶來的正是這樣一種萬象更新的境界。

  注釋

  1 (清) 王先謙.漢書補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 (唐) 魏徵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 1973.
  3 (清) 永2) 等.四庫總目提要[M].北京:中華書局, 1965.政和 (1111-1117) 為北宋末期徽宗年號, 建炎 (1127-1130) 為南宋初期高宗年號, 四庫館臣以《韓詩》著作“亡于政和、建炎間”, 即指其著作亡佚于兩宋之交。
  4王承略.四家《詩》在漢代不同的學術地位和歷史命運[J].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 (第3輯)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此文第五節對《韓詩》學派的學者、著述及釋經體系作了相當細致的梳理, 足供參稽。
  5參看王曉平.日本詩經學史[M].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9;張文朝.日本における詩經學史[M].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12;王曉平.日本詩經文獻學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 2012;張永平.日本詩經傳播史[D].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4.
  6[日]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證と研究[M].東京:汲古書院, 1984.
  7[日]新美寬編, 鈴木隆一補.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M].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68.此書堪稱輯錄日本文獻所載《韓詩》遺說的淵藪, 但仍偶有遺漏。如菅原是善《東宮切韻》“昌”字條曾引《韓詩》云:“美貌。”見[日]上田正.切韻逸文の研究[M].東京:汲古書院, 1984, 頁125。該條遺說即為新美寬所漏輯。但總體而言, 新美氏對于日本古籍所載《韓詩》遺說的搜集已基本臻于至善。
  8[新羅]薩守真.天地瑞祥志[M].影印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1932年寫本.載薄樹人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第四卷.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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